年轻的大中学生，不再是艾滋病防控人群中可“忽略”的群体。近日，一份来自权威机构的调研报告，折射出专家的担心。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透露，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

　　“男同”的艾滋病风险

　　“大中学生感染者中，男同占据82%。”吴尊友向记者介绍，目前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在性别上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为11:1；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

　　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李维（化名）只是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学生感染者中的一员。

　　尘埃落定在七个月前。

　　4月份，正值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李维收到了市疾控中心的确诊报告。HIV阳性，红色印章刺眼夺目。之前的侥幸证明是自我安慰的逃避。

　　一月份时，李维在一朋友建议下做了HIV检查初筛，“就是觉得去抽个血吧。”20分钟后，初筛结果下来。两道杠闪在眼前，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怨他，要怪只能怪自己吧。”如今李维已接受感染的事实。

　　李维口中的“他”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时认识的。2014年12月，成绩优秀的李维通过几轮面试，顺利保送到北京某高校读研。一身轻松，李维独自前往南方，提前兑现计划已久的毕业旅行。

　　在事先定好的青年旅馆，李维和一个男游客入住同一房间。男生二十三、四岁样子，自称从事销售工作，常来南方出差。两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天南海北闲聊，“最后聊到男女关系和性，好奇之下，李维与对方发生了关系。”

　　“小旅馆里非常简陋，没有准备安全套，也没有想过要采取安全措施。”再次联系时，李维已收到初筛报告。

　　李维再打电话过去，对方已不再接听。出于好奇，李维在网上检索对方号码。自动弹出的网页显示，对方是专门服务男性的性工作者。

　　飞来横祸，李维愤怒异常，但也无可奈何，“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报警。”李维只是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你把我彻底毁了，但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去害人。

　　事实上，如李维一样的男性同性艾滋病传播比例正在逐年上升。一组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当中，2008年至2010年，男性同性传播所占据比例分别为59%至67%；2014年至2015年1月到10月均为82%。

　　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青年血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152例，占全国感染的1.6%。

　　“混乱社交圈”向校园渗透

　　据权威机构调查发现，青少年学生的感染，都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型之中发生的。吴尊友介绍，很多学生被社会人士所利用，通过这一途径，社会上的艾滋病开始向高校渗透。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与李维相比，张明（化名）看到两道杠的检测结果时出奇平静。

　　10月4日还是5日，张明已经记不清初筛的具体时间。防艾志愿者张海龙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辆车停在马甸桥附近，为市民提供咨询和检测艾滋病、免费发放安全套等活动。每隔三个月，张明会前往检测车检测一次。

　　唾液检测，20分钟就能出结果。“检测显示两道杠，疑似感染。”张海龙见到过很多感染者无法接受事实而崩溃，准备了一大堆话安慰张明。

　　“嗨，没事儿！”四个小时后，张明晃晃悠悠地回来了，称早料到了。张海龙惊讶于张明的“无所谓。”

　　“后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个月后，张明笑嘻嘻地谈论自己的遭遇。

　　大二时，张明开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志”。

　　“虽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种东西’，我不会跟他发生关系。”张明所指的“那种东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触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张明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对方拿出一种新型毒品。好奇的张明接过来闻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时，已经晚了。”回忆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时，张明又恢复了理智。

　　大学生默默（化名）“中枪”则源于他们混乱的“社交圈”。

　　早在初中时，1994年生人的默默已听说“同志群体”，但不以为意。高中时有了喜欢的男孩子，默默“彻底理解了，并进入这个圈子”。

　　直至大学默默开始频繁地更换男朋友。通常情况下，在交友网站，默默和对方先视频聊天，合眼缘后约见面、约饭，最快和对方认识三天发生性关系。“基本上一个月会和两三位发生关系。”

　　在更换男朋友时，默默偶尔会在圈内社交群里听人谈论“艾滋病”。知道同性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发生关系前，默默都要求对方采取安全措施。一年前，身体无虞，默默开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护措施。

　　无法监控的感染者再传播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一无所知，仍在无防护措施下与人发生关系；还有人在明知染艾情况下，继续与多人保持性关系。

　　经历生病的动荡后，张明心态呈现出明显“裂变”。

　　张明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环外，但他已很久没有回去了，而是辗转住在几位男性朋友家，“这家几天，那家几天。”张明没有停止和人发生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后，张明自觉最亏欠父母，但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妈的孩子原先啥样就是啥样，只会变好，不会变坏。”此前的张明努力上进听话，是老师和家长常夸赞的乖孩子。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给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留些积蓄，算是对父母尽孝。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彤介绍，从中心近几年接待检测的人群中可以发现，14-20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高，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检测已不算稀奇。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张彤表示，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平均一年检测量在10000人次左右，其中不少人每隔三个月或者半年前来检测。“前来检测的人群中，主要是男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多性伴者、公用注射器吸毒者等高危人群，其中男男同性恋者占据多数。”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告诉记者，截至今年10月，学生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数量预计超过百人省份的有15个，而这一数字在2013年为5个。“相比其他人群，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最快，各省份相加，每年新感染艾滋病青年学生有几千人。”

　　艾滋阴影下的隐匿生活

　　自2003年起，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策略，基本实现了对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都能接受健康状况管理以及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但受访者当中大多数感染者仍选择隐匿生活中每一个有关艾滋病的细节。

　　读研后，有天李维和同学聊天时提起艾滋病。“有人说得了艾滋病很快就会死，每个人都是谈艾色变的表情，”李维想站起来反驳，但害怕被发现，“我现在是感染者，不敢去纠正。”

　　每次去地坛医院拿完药后，李维总是把药盒扔在医院垃圾桶里。这也是大部分艾滋病友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李维曾看到有病友将药片换到事先准备好的药瓶里。

　　“生活中好奇的人很多，别说把药瓶扔了，药丸上的字母都可能会有人搜索，”李维为以防万一，将药单独锁在专门的抽屉里。

　　按照抗艾治疗疗程，一旦吃药，漏服或者晚服的危险性极高。李维专门带了一只智能手环，每到十点准时震一下。服药时，李维会关上门。偶尔有同学碰到，他会心虚地表示“在吃助眠药物”。

　　在校艾滋病感染者不得不用谎言来守护内心的秘密。

　　小张在中部某省一大学读书。按照要求，他需要每隔一段时间体检一次，但学校所在城市体检仍需收取一定费用，而北京则全部免费。

　　为了省钱，小张选择来北京体检。“给辅导员请假，撒谎说有肝病，需要去检查，”小张也给手机设置了闹铃，每到点，赶紧偷偷把药吃了——药盒和药瓶已在北京扔了。

　　小张努力融入集体，若无其事地和同学一起吃饭、打《英雄联盟》、上晚自习，但仍如惊弓之鸟。一次，听说学校要体检，小张脱口而出：“会不会抽血？”而在记者采访时，小张也一再向记者打听：“姐姐，你上大学时体检有没有抽血？”

　　小张不敢想象被发现后的生活，“我不想被当作‘另类’”。

　　就业歧视下感染者不敢读研

　　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北京地坛医院团委工作人员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刚感染上艾滋病的前两周，躺在床上，就业是李维想得最多的问题。

　　从事自然科学，就业面限制在对口专业上。按照以往惯例，接收其专业的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录用时检测HIV。

　　无论多么优秀，也难过这道检测关。

　　已保送研究生的李维曾犹豫放弃读研，因为出来也可能碰壁，还不如本科毕业找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去，所以我已开始学习新技能。”

　　陈子亮曾在工作中接触多位大学生感染者，“感染者身份对他们工作影响很大，一是导致就业面狭窄，另外就是工作起步低。”

　　据悉，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对此，前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教授直言，相关用人单位录用标准属于公然违法：“违反就业促进法、艾滋病防治条例以及中国加入联合国签署的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公约。”

　　陈子亮介绍，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只能选择做销售工作、开店、或者到私企工作。“录用标准限制了感染者的就业面，也拉低了感染者人群事业的起点。”陈子亮坦言，很多人只能从底层做起，可能也有人事业不错，但属于少数。

　　李楯透露，曾接触过有感染者起诉用人单位，但官司均以失败告终。

　　艾滋病防治的校园尴尬

　　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300名学生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有高校的防艾讲座，甚至遭遇仅有七八名同学参加的尴尬。

　　在北京某高校，红十字会学生社团想把同伴教育延伸到每一个班级，“但是和学校谈判结果是不允许，学校的态度是每个班级开始进行类似的培训有强迫意味，不能要求所有同学都对艾滋病防治感兴趣。”会长李美含直言。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社团负责人称，他们会在艾滋病日前后拉横幅、发传单、搞讲座，但这些效用并不明显。学校社团组织有时也开展一些自发形式的讲座，但参与的学生很难超过50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医院一保健医生介绍，学校每年都会在艾滋病日当天开展活动，“通常一个防艾讲座，只吸引七八名学生来听。”

　　有高校学生社团曾想在防艾宣传上做一些尺度较大的图片，吸引更多人参加，担心学校通不过，因为，前几任社团负责人曾在学校尝试大规模发放安全套，也被学校提醒“收敛”。

　　《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高校、中学等将艾滋病知识纳入相关课程。但记者调查了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五所高校，发现设有“性教育”方面的课程，但少有专门的防艾课程设置。

　　吴尊友建议，面对学生的性教育，应该建立从小学到高校的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时，应该开始学习男女性别差异等基本性教育知识；中学时，应该学习男女如何交往以及自我保护等普遍性的教育；大学阶段，从各个方面进行有个体差异的设立完备的咨询体系。”

　　“各个学校以讲座、开学第一课、选修课、必修课等课程设置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性教育。”吴尊友说，只有性教育知识夯实，在特定环境中，比如面对发生性行为的要求，学生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人物简介

　　浩然

　　男，21岁，南方某高校毕业生。

　　2014年5月，即将毕业的浩然收到艾滋病确诊报告，10多天前，他刚通过外省航空公司的面试。

　　近一年后，因公司体检检测HIV离职，加入防艾志愿者组织。

　　林林

　　女，25岁，南方人。

　　去年，在热恋之际，因伤口感染检测出艾滋病。

　　辞职并离开男友之后，与同是艾滋病感染者张海相恋，并于今年5月份结婚。

　　11月23日，雪后北京，零下六摄氏度，路上行人不时裹紧松开的厚围巾。早晨8点，踏着融化的雪水，浩然准时到达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门诊。放下刚买的小米粥，穿上橘色马甲，即刻开始了忙碌。

　　写有“守护天使志愿者”的橘色马甲在一大片暗色棉袄中极有辨识度。拿着资料穿行在门诊楼道之间，碰到紫色棉袄的熟人，浩然欢快地向前一步，拍着对方肩膀：“来取药啦！”

　　护士站对面抽血室前排着等待抽血的队伍，站在护士站柜台后，安静的时刻，浩然偶尔会想起一年前验血检测HIV的事情。

　　一年半前——2014年5月12日，浩然拿到验血检测报告：HIV阳性。而在十天前，他刚通过一家航空公司的三轮面试。面对不期而至的变故，20岁的少年把自己关在图书馆的旮旯。

　　彼时浩然没有想到，一年后他会成为佑安医院的一名志愿者，努力揭掉“艾滋病感染者”的标签，为自己也为更多一样遭遇的人寻求尊严和信心。

　　HIV，阳性

　　前去检测艾滋病完全是一次偶然。

　　大二下学期，浩然患上性病。“高中时，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交了第一个男友，后来也和别的人发生过关系，”浩然对他的同性恋身份很坦然，没有经历过性别认知困惑。

　　因为便血，浩然在网上检索到HIV，“我想是不是也去查查。”

　　对于艾滋病，浩然只模糊记得大一下学期艾滋病日，市疾控中心在学校门口发避孕套，接过来时，脸刷地一下红了。

　　在公益机构，浩然选择了口腔龈沟液检测，显示两道杠意味着感染，不到10分钟，醒目的两道杠已出现。

　　浩然一下子傻了，愣在检测室，只听见医生安慰：“只是初筛，有可能是假象。”

　　初筛一定是错误的！等待确诊的一个星期里，浩然课也不上，躲在没人的角落里，一秒长过一年。

　　2014年5月12日，浩然收到第二轮确诊报告：HIV，阳性。“当时一个人去拿报告，看到这几个字一下子哭了。既然是事实那就这样吧。”

　　在检测报告出来的10多天前，浩然刚通过第三轮面试，考上一航空公司职员岗位。

　　喜悦成了反讽。

　　100多人参加面试，只考上了几人，引来周遭羡慕。“我一直还算优秀，”回忆起过去，浩然满满都是骄傲。

　　大学校园里，浩然是学校文艺活跃分子，常参加各种活动。

　　农村家庭出身，浩然很早学会了自立。利用主持的“一技之长”，去学校周边市县“走穴”主持婚礼挣钱，在学校卖学生用品贴补日常开销。“前段时间，我妈生病，我给家里拿了一万块钱，都是做兼职攒下的，”浩然庆幸还有能力帮助家里。

　　面对不期而至的变故，浩然忐忑地上网检索“航空公司招聘查不查艾滋病”，“查到《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不允许感染者从事航空工作。”

　　可浩然还是决定前往航空公司报到：“‘升飞’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不想放弃。”

　　逃离

　　在命运迎头痛击前，南方姑娘林林和浩然一样沿着正常的轨迹生活和期待。

　　毕业后的一次偶遇，林林和大学同学确认了恋爱关系。交往三年，即将谈婚论嫁，林林偶然查出感染艾滋病，“可能是一次意外的伤口创伤。”

　　拿到检测结果，男朋友在地坛医院停车场又跳又哭，无法接受。因不了解艾滋病，以为林林不久于人世，开始到处找人想办法，给林林打气和希望。

　　一次长谈后，两个人抱头痛哭，男友突然说：“林林我们结婚吧。”

　　林林异常震惊，但她不想拖累对方：“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林林决定离开。

　　一星期后，林林趁着男朋友上班，把所有东西都搬走，换了新电话，并删除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其实我很舍不得这么多年的同学，但我必须这样做。”很多朋友通过微信找林林，但林林选择不回复。

　　和以往的世界告别，林林决定独自开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

　　20岁的梦想

　　浩然的新生活也在忐忑不安中开始。幸运的是，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撑。

　　一家人痛哭——浩然还记得告诉家人“得病”的情景，母亲噙着泪帮儿子擦眼泪，浩然啪的一声把母亲的手打到一边：“别摸，我有病！”

　　母亲哭得更厉害了：“你是我儿子，你要是死了，我跟你一块儿走。”浩然老家在南方山村，身为农妇的母亲已经做好承受最坏结果的打算。

　　2014年7月，毕业前夕，他叫上几位朋友一起出来喝酒。几个人曾是学校无人不识的死党。

　　几瓶啤酒下肚，浩然忍不住哭了：“我给你俩说个事儿，你们听了可以立马走人，从此咱们形同陌路。你们给别人说了，我也不在乎，不害怕。”

　　“我有艾滋病。”浩然话音刚落，朋友眼泪瞬间流了下来。不管周围人的目光和议论，两个人抱着浩然：“不管以后你怎么样，我们都不会离开你。”

　　“这辈子，有这些人的支持，我不那么怕了。”浩然珍视疾病后收获的爱和信任，“可能这是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

　　但幸运未能陪伴浩然实现空乘梦想，尽管他格外努力。

　　“也许公司不查这些呢，”毕业后，20岁的浩然带着侥幸以及亲朋的挂念，前往航空公司所在的城市。

　　浩然尽力在琐碎的本职上做得出色。很快，因表现优秀，浩然升职到更好的部门。三个月后，浩然所在部门要求所有人体检，而此时正好有老空乘退下来，需一批新员工“升飞”。

　　浩然之所以前期那么努力工作，就是想等到这一天。同时，“升飞”后经济条件也能改善，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多元。

　　浩然不是不知道“升飞”必须面临HIV检测：“其实一直是自己欺骗自己吧，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在告诉自己说不定查不出来呢。”

　　在同事准备申请“升飞”前，浩然选择离开，再也不必为“体检”而忐忑。

　　寻找尊严

　　工作后，浩然曾专门前往北京到佑安医院体检，偶然认识了孟林。孟林至今已感染艾滋病20年，曾被媒体称之为“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之一”。孟林2005年在佑安医院设立了关于艾滋病感染者信息支持的组织，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心理咨询、支持和关爱。

　　浩然在工作城市常和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参加活动，浩然清晰记得活动现场的气氛和参与者的表情，“大家脸上没有笑容。”

　　今年5月11日，浩然来到北京，加入了孟林的NGO组织。

　　“上午我去佑安医院做志愿者，中午回公司这边上班，”浩然努力融入新环境中，会织围巾的浩然准备给孟林织条围巾表达感谢。

　　浩然尽力表现得积极、乐观，送资料时蹦蹦跳跳，和护士开着玩笑，高兴时挽起护士姐姐的胳膊，笑得像孩子一样。

　　“浩然”是他到NGO后给自己取的一个新名字——君子善养浩然之气，他希望自己能够豁达开阔。

　　“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想给自己寻求一点尊严，也想给和我一样的人带来一点信心。”在接受变故后，浩然决心开始自我救赎。

　　浩然在门诊也负责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辅导，受气对浩然来说并不是新鲜事。

　　有次，有位男感染者来就诊。男子妻子询问浩然，如果蚊子叮咬了感染者再叮咬其他人，怎么办？浩然正跟男子妻子解释，蚊虫叮咬不会传播，不料被男子粗暴打断：“你不问专家，问一烧锅炉的干吗？”

　　“先生，你好。把你卡给我给您挂个专家的号吧，14块。”浩然笑着和男子避免冲突。

　　也有感染者怀疑浩然做志愿者动机不纯：你在门诊做志愿者是守株待兔找有钱男朋友吧？

　　每到这时，浩然都尽力理解疾病带给这些感染者的敏感与焦虑。

　　有次浩然接触到一位40多岁的感染者。感染者有家庭，孩子9岁。看到检测结果，无法接受。浩然拍拍胸脯：“来，趴这里哭会儿吧。”

　　两人都不说话，诊断室只有哭声，近一小时后，男子才止住大哭。后来浩然沟通时才看到：“他身上有梅毒、疱疹等，肺也不好，我很可能会被传染上。”

　　半年多过去了，浩然习惯了被当作垃圾桶，也学着自我调节。每天午饭后放一首轻音乐，闭上眼深呼吸享受片刻的宁静。有时在回家路上找棵树，把脸贴在树上，和这盎然的生命聊聊。还有最好的朋友——一只咖啡色的毛绒玩具狗，浩然每天回到家会和玩具狗聊聊一天的事情，晚上抱着它入眠。

　　爱情与新生

　　与浩然相比，林林在无意中找到一条救赎之路。

　　常去地坛医院拿药，林林认识了红丝带之家志愿者路姐。为帮助林林走出心理阴影，热心的路姐开始帮林林张罗男朋友。

　　路姐把双方微信发给彼此，张海和林林两条互不交叉的人生开始有了关联。

　　回忆起刚联系的情景，张海仍觉得有点委屈：“我每天跟她聊天，写论文似的一发一大篇，但她只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应付。后来，我就想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张海并不知道，林林当时仍缩在得病的阴影中，“对感情不抱希望。”但慢慢地林林开始发现张海的可爱之处——嘴笨，每天都问林林：“吃了吗？”“吃了。”“吃了什么？”张海紧接着问。

　　微信互聊一周后，张海和林林约好见面。2014年12月26日，张海一直记得俩人初次见面的日期。早晨8点多，张海就来到林林家附近，给林林发了条微信：“我到了，你肯定还在睡觉吧，没事我在附近转转等你。”

　　睡到中午，林林才看到微信。远远地，站在马路对面，林林一眼认出了张海！

　　个子高大，西装革履很显气质，正是林林喜欢的类型！林林想装着不认识路过，看张海能否认出自己。但刚过马路，突然心灵感应一样，张海就转过身来，两人在马路两面对视而笑。

　　“她穿着绿色羽绒服，雪地靴，高高瘦瘦，很清纯，”回忆起见面的场景，张海忍不住笑了：“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慢慢地，两人开始了解彼此，林林也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接受了张海。

　　病因一直是两人之间不能触碰的禁区。林林主动提起病因，“两人都是外伤所致。”

　　“这份爱情对于我来说，意味着重生。如果没有他，我现在可能还生活在黑暗中，”林林一个月前开始服用之前抗拒的抗病毒药。

　　回到生活原点

　　浩然的微信总是不时响起。

　　浩然用两个手机号码，一个联系知情人(知道其感染者身份的人)，另一个联系“非知情人”。

　　“只有我爸妈，我姐，两个好朋友，还有一些医院认识的感染者知道我病。”即使面对姐夫，浩然仍选择隐瞒，因为担心自己的感染者身份会影响姐姐的家庭关系。

　　隐匿在下班的人群中，浩然鼓鼓的书包里放着一本《客户服务部：规范化管理工具箱》和笔记本。公司即将推出一款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APP，浩然负责客服，每天都在研读这本书。

　　浩然喜欢读书，书架上摆满了管理学、成功学的励志书籍，也有文学类、历史类书籍，新买的七八本书摞在床脚，还没有来得及入架。书架中央，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铺》是他的最爱。“讲的是有什么烦恼可以给这个杂货铺写信，第二天就可以收到回信，”浩然解释。

　　即使独自面对孤独，浩然也努力在细微的生活中寻找声色。北京第一场大雪落下，上午10点多，浩然独自一人到菜市场买萝卜、猪肉，准备包饺子。

　　窗外雨雪纷纷，和面、剁馅，浩然一口气包了三四天的饺子。“这是下周的晚餐”。

　　在门诊做志愿者时，得知浩然身份后，有人疑惑：“你是病人怎么还这么开心？”

　　“凭什么说我是‘病人’？”每当此时，浩然总是不客气地反驳：“我只是每天比别人多一个程序——‘吃药’而已。”

　　林林和张海也努力撕去身上的标签。

　　2015年春节后，张海随同林林离京前往南方生活。“他其实是独生子，也特别想父母，这都是为了我！”林林庆幸遇到了宽厚的人。

　　张海说，最喜欢刚到南方的日子，两人一起去买了锅碗瓢盆，每天下班后，一起做饭吃饭，和所有平常的夫妻一样。

　　今年五月份，张海和林林领了结婚证。

　　新生活正在徐徐展开。张海说，有一定积蓄后，两人准备回到林林的老家生个孩子、开家店，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平凡生活。

　　（文中所出现的浩然、林林、张海均为化名）

　　（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