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版“好撒玛利亚人法”？

　　路上遇见陌生人突发疾病摔倒，扶不扶？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７月２４日审议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第３８条规定，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在医疗急救人员到达前，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

　　草案规定，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救助者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救助者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短短几天内，“３８条”成为了舆论关注热点，不少人将之视为“给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让好人有了做好事的动力”，甚至将其与美国等国实行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一些国家关于见义勇为法律规范的通称）相提并论。

　　对此，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刘振刚表示，草案中原本并没有相关规定，然而在审议和征求意见期间，由于害怕担责而无人施救街头突发病症者，以及好心人出手相救反遭诬陷的现象被广泛提出，在草案研讨过程中，多数意见认为，立法应当回应社会呼声，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并保护好心人，同时让恶意诬陷者承担法律责任。

　　一些法律专家指出，北京立法草案中规定“不得捏造事实向施救者恶意索赔”，强调被救者不得诬陷救人者，但这仅具有宣告性质，具体责任分则还需具体条文明确规定。

　　立法能否解决“扶不扶”问题？

　　７月２１日，四川省彭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彭州发布的一条微博再度将“扶不扶”问题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一老人在骑自行车时因路面过滑摔倒，骑自行车的学生正好路过并询问老人情况，老人不仅不感谢学生还诬陷是其将自己撞倒。监控员通过“天网”监控系统调阅资料，最终确认是老人自己摔倒，为学生证明了清白。

　　监控资料为彭州这位好心扶老人的学生提供了证据，避免了被诬陷。然而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只是依法处理“扶不扶”问题的一个层面。有网民指出，如果没有其他行人围观见证，如果事发地没有摄像头，那么，就需要施救者拍照留证，这样的“扶老人”难免让人心酸。

　　对此，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表示，北京此次为“扶不扶”立法，对全国各地都有指导性意义，及时回应了社会的呼声，为好心人“撑了腰”，让好心人在帮助他人时能丢掉心理包袱。同时，这也使那些故意“碰瓷”者或者是被迫“碰瓷”者得到警示，不让好人蒙冤，更不让得救者受了救助还反咬被人一口。

　　有专家指出，在“扶不扶”的问题中，救助者可能面临着两种法律风险：其一，一旦没有其他目击证人或现场监控资料，被救助人可能主张救助人是事故的原始制造者，要求救助人承担全部责任；其二，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处理不当，加重其伤情，要求救助人承担加重部分的责任。

　　对此，此前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求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规定，“被救助人主张其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

　　“扶起”社会信任仍需多管齐下

　　近年来，多地发生了不少因为“扶不扶”引发的法律和道德争议。专家指出，解决“扶不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扶不扶”问题的核心关乎社会心态，“不扶”　“不敢扶”暴露出的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缺失。修复社会信任需要经过长期过程，需要提高政府和法律公信力、加大舆论宣传等策略多管齐下。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认为，此次北京的立法草案将救助主体限定在“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但也不应将一般路人和肇事者排除在外。

　　肖俊表示，除了立法，地方政府可建立对救助者的激励机制，如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同时增强对社会民众急救医疗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地方立法机构出台相关规定，将讹诈行为记入个人信用系统，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威慑力。

　　此外，一些专家指出，法律和道德并非二元对立。“不能说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就意味着社会道德滑坡。”车浩说。

　　例如，德国刑法典第３２３条ｃ款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１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对此，专家指出，立法规定不予救助就是犯法，并不能据此做德国社会道德水平低的判断。更好的解决“扶不扶”问题，需要法律与道德手段同时规制。